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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21世纪，世界各个角落都有“唐人街”，而巴黎的华人聚集地叫做“13街区”。
1929年的巴黎，还没有“13街区”这个称呼，但却已经聚集了不少华人。比如我朝的周、邓两位伟人留学法国时，都曾在这里居住过。
周赫煊在众多留法学生的簇拥下，来到塞纳河左岸的一片街区。
严格来说，不能叫街区，有点类似于棚户区或者城乡结合部。这里没有高楼大厦，不似巴黎主城区那么繁华，但也不至于被称为贫民窟。
此地的建筑明显没有经过严格规划，七歪八扭的随处乱建，大多以平房和二、三层小楼为主。虽然凌乱繁杂，但乱中有序，街道两旁挂着不少汉字招牌，一些小店的生意也颇为繁忙。
李石曾介绍道：“留法的学生大多家境贫寒，他们租不起城里的房子，只能住在巴黎近郊，这里是最好的选择。”
周赫煊问：“此地有多少常驻华人？”
“不太清楚，”李石曾想了想说，“至少也有一两万吧。不只是华人，许多来自东南亚和东亚的移民，到巴黎后也会选择在这里定居。所以你别看到处是黄皮肤，但并不都是中国人。”
周赫煊问：“这里的华人生活如何？”
李石曾苦笑道：“也就那样。只要努力工作，还是能够维持生存的。关键是社会地位比较低，属于巴黎的边缘人物，虽然他们已经入了法国籍，但却没有选举的权利。”
几百人走在街道上，这里的居民纷纷好奇观望。
有个包子铺的店主在人群中遇到熟人，过来问道：“林同学，你们这是在搞游行？”
那留学生笑道：“我们刚从火车站接了周先生回来，看到没有，前面那位就是周先生。”
“就是那个让法国人都称道的周先生？”店主惊讶地问。
“当然是他。”留学生自豪地说。
店主闻言立即跑回包子铺中，捡出十多个肉包子，用上好的牛皮纸包着，冲到周赫煊面前说：“周先生，您吃包子！”
“谢谢。”周赫煊诧异之下，随即笑着掏钱。
店主连忙拒绝：“不要钱，都是白送的。”
周赫煊说：“那怎么好意思？”
店主满面笑容道：“周先生给咱们中国人长脸了，这只是本人的一点心意。”
“多谢了。”周赫煊抱拳道，让孙永振把包子收好。
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法国人口锐减，开始大量接收外来移民。如今华人移民法国是很容易的，但在传统的观念中，不管自己取得了哪国国籍，依然自认为属于中国人。
美国那边也是如此，美籍华人皆以中国人自居。
不管是孙中山闹革命、常凯申领导北伐，还是以后的抗日战争，这些华人一直在积极捐款。甚至，还有长辈派儿孙回国参战的，他们的爱国行为比许多本土国人更加纯粹。
最大的原因，还是中国太弱，海外游子常常受欺负，做梦都想着祖国能够早日强大。
当听说是周赫煊来了，沿街不少华人都跑来围观，送礼者不在少数。虽然都是些水果、包子、零食之类的小东西，但还是让周赫煊非常感触，看着他们淳朴的笑容，周赫煊有种想要抹泪的冲动。
众人的目的地，是一家名为“中华大饭店”的饭馆。
店名取得很响亮，但也只是栋二层小楼而已，根本无法容纳几百人同时吃饭。
李石曾进店后，抱拳对一个中年男子说道：“陈老板，今天要麻烦你了，周先生大请客。”
陈老板惊讶地看着周赫煊：“就是报纸上那位周先生？”
“正是，”李石曾介绍说，“明诚，这位是陈英陈老板，山东人，他做的鲁菜很地道。”
“陈老板好。”周赫煊问候说。
“稀客，稀客，”陈英瞅了一眼外头的大部队，对店伙计大喊，“快去准备吃的，再去隔壁借些桌子板凳来，店里摆不下就摆在外头！”
店伙计为难说：“老板，厨房里食材不够。”
“那就去买，买不到就借！快去快回！”陈英不容置疑地喊道。
“诶，我马上就去。”几个店伙计全体出动。
陈英又把柜台内的法国女人喊出来，介绍说：“周先生，这是我老婆，她叫米歇尔。”
“陈太太你好。”周赫煊点头笑道。
米歇尔长得还算漂亮，就是脸上有许多雀斑。她似乎非常内向，缩到丈夫身后，用有些拗口的中文说：“你好。”
由于人数实在太多，饭菜根本来不及端上来。
陈英只好先招呼大家坐下，然后扛着一口袋花生出来，每桌抓上几把，又让妻子给众人倒酒，歉意地说：“大家先聊着，饭菜很快就好。”
“陈老板也请坐吧。”周赫煊笑道。
陈英笑呵呵坐下，抱歉道：“周先生，小店没啥可招待的，您多见谅。”
周赫煊随口问道：“陈老板是哪年来法国的？”
“民国五……”陈英下意识说出民国年号，随即改口道，“西历1916年。”
“援法华工？”周赫煊听明白了。
“对，华工。”陈英笑着说。
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中国虽然没有出兵，但却派遣了14万华工支援协约国一方。这些华工非常重要，因为法国男人当时死伤惨重，连女人都被送进工厂，但依然人力不足。没有14万华工赴法劳作，法国士兵连子弹都供应不上来。
周赫煊说道：“能跟我讲讲吗？我对此很好奇。”
陈英摇头苦笑：“也没啥可讲的。我以前就是个山东农民，爹妈用半斗粮食，送我去镇上的饭馆当伙计。我记得，那是民国五年的春天，刚刚过完年，县里的官爷突然到处贴告示，说是英国跟法国要招工人。工钱给得很高，我脑子一热，就瞒着爹娘报名了。”
周赫煊问：“然后呢？”
“然后就签字画押，给家里留下十块大洋的订金，其实就是安家费，”陈英渐渐陷入回忆中，“当时没有直接登船出洋，法国军官把我们带到海边安营扎寨，教我们排队、立正、走踏步、说洋话。还分了组，我因为会写几个字儿，还会些简单的算术，被安排做了组长。就这样训练了两个多月，然后大家就坐着洋船，飘扬过海来到法国。”
周赫煊为他添满酒：“您继续。”
陈英抿了口白酒说：“我晕船啊，在船上还发着高烧，稀里糊涂就来了法国。不过我那组的一个兄弟，半路上得病死了，直接被法国人扔到海里，连尸首都找不到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法国军官把我们带到一个叫努瓦耶勒的小镇。我现在还记得，那时大家都很慌，不知接下来会遇到什么。直到去了那个镇子，镇外大片大片的麦地，麦子金黄金黄的，大伙儿闻着麦子的味道，一下子就安心下来。当时我就想，要是能在法国安心种地，那也是很好的。”
“中国农民最爱土地。”周赫煊笑道。
“那是，”陈英也笑起来，“可惜我们没机会种地，镇子外面是大营，四四方方的，两层铁丝网围着。我在营地里住了半个月，同来的兄弟一批批被选走，运气好的去了工厂，倒霉的被送去前线。我就很倒霉，稀里糊涂就打仗去了。”
周赫煊说：“你会开枪吗？”
“会个屁，”陈英说着说着就愈发气愤，“当初合同上说好的，我们来法国只是做工，没说要去前线打仗啊，法国佬根本不讲信用。我到战场的第一天，就被派去挖战壕，把我累得个半死。好不容易开始打仗了，我想可以歇会儿了吧，嘿，又派我去运送弹药。那四处是枪林弹雨啊，机枪子弹咻咻咻乱飞。你看我这耳朵缺了一块，就是被弹片给炸的，差点就死球了。在战场上重新分组，我还是组长，我那组有12个人，可才打两个月，死得就只剩下7个。”
陈英打开话匣子，都不用周赫煊接话，他就继续往下说：“法国人其实还好，最可恶的是英国人。当初我们在小镇集合训练时，看守我们的就是英国军官。稍微看我们不顺眼，英国军官就把我们当狗一样打。打了以后，还用刷子和热水给我们擦干净，然后把半死不活的华工送去医院。为啥要洗干净？因为医院有记者，英国人害怕被记者报道虐待华工。打还是好的，我有个兄弟，被他们绑在树上打，打得只剩下一口气，英国军官觉得救不活，直接一枪打死了。”
“当时华工医院里，有个叫格林的苏格兰医生，他是位好心人。专门写信给上头反映情况，可是根本没用，格林医生还因此被英国军官教训了。”
“这些都还不算啥。最可恶的是安排我们去排雷，战场上的雷，哪是那么好排的，排着排着就爆炸，尸体都见不到完整的。有些兄弟害怕得很，干脆在营房里挖了个地洞，把自己埋进去自杀。这样好歹也能留个全尸，将来三魂七魄好完完整整的回中国。我隔壁村一个兄弟，就是这样自杀的……”
陈英的讲述还在继续，周赫煊听得默然无语。